区块链技术的局限性：区块链用算法解决的不信任痛点

爱迪生的第一项发明是“自动计票器”。1868年10月13日，爱迪生注册登记这项专利，但政客无情地拒绝了这项有效的技术，因为它抹去了政治勾兑的机会。误会技术性质就找不到市场，爱迪生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。如果区块链技术追随者不想重复这个教训，他们就不能把区块链误会为智能信任技术。
区块链解决的不是智能信任，而是“不信任”问题。它自动执行完成交易过程中必要的不信任，让信息没有疑问。但无法编程的情感相信活动超出它的能力范围，需要新组织形式辅助。
从创造区块链开始，中本聪和他的精神传人做的都是“去信任”技术，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可靠，不信任人的言行是第一假设，区块链用算法解决不信任问题，去信任的技术保障“信息无疑”。但是，契约活动中的可信度不仅有“不信任”的成分，还有“相信”的成分。二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。区块链擅长解决前者，却不擅长后者。
正确理解区块链“去信任”本质的第一步是理解“相信”和“不信任”是两个有联系，但又有显著差别的人的社会心理活动和认知决策活动。在认清相信和不信任之间的关系后，我们才能有效地运用区块链去提升组织可信度。可信度由去除“不信任”因素(信息无疑)和提高“相信”条件这两个方面组成。
区块链智能合约可以有效解决可编程的“信息无疑”问题。但相关的组织任务必须是能够明确界定、量化和数字化的;过程和结果属性明晰;无需频繁变动和调整的合约承诺;没有必须考虑的未来不确定性。另一方面，区块链智能合约不适合处理下列组织任务：过程和结果始终在动态变化中，例如营销;任务的性质随参与者意愿变化而调整，例如客服;情感因素有重大影响力，例如终极关怀;冲突和妥协是主旋律，例如跨公司产品创新。所以，区块链适合解决婚前财产登记的契约问题，但不适合处理恋爱过程。
简言之，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到解决不信任问题，并达到信息无疑的效果。但是，它很难应用到“相信”上，因为相信更多的是主观心理状态和个人选择。“相信”指的是“无论是否有监控方法，一方都愿意向对方示弱，因为示弱方认为对方总会善待自己”(R.Mayer)。用意义心理学家福兰科(ViktorFrankl)的理论来解释，相信是第二性的、派生的，甚至无法直接通过具体行为而实现，只能间接在升华的层次去个人体会。
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，我们可以看到相信的关联词包括“真切、靠谱、实诚、明确、有信用、让人放心、能够依赖”等。不信任的关联词有“虚假、可疑、容易错、有问题、模糊不清、令人费解”等。“相信”更多与人的内在心理活动有关，是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主观感受。“不信任”往往是基于一些事实线索而做出的理性推测。不信任有两方面的因素：引发因素，包括环境和任务陌生，有不确定性，过程复杂，要求超出常人基本能力，盲目信任后果严重;保障因素，环境和任务性质要求合规、警觉。猜疑和监控是理解认知活动的必要部分，是建立共识的必要沟通活动。当上述两种因素都被包括和控制之后，不信任可以消除，信息可以保障无疑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人际关系的情感交往可能派生出信任。但是，当不信任消除时，它不是产生信任的充要条件。如学者卢米纽(FabriceLumineau)的研究显示，相信和不信任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变量。它们之间不是正反两个方向的连续体，不是一方减弱，另一方就加强。关于二者的差异，可以用能否量化编程来识别。
区块链支持的“智能合约”技术擅长于消除不信任，因为引发和保障因素可以通过编程解决。因为能够更有效保障“信息无疑”，它已经开始广泛运用到一系列文件记录、储存、交换、背书、认证活动中。它包括多方签名交易、公共土地和产权交易、私人文件记录、法律证明等。就像去中心化的金融交易过程一样，区块链也能做到合约的去中心化，自动撮合，自治实施。未来，只要能数字化的信息都可以加区块链，只要能加链，信息产权就可以明晰，就可以设定保护条件，就能自动发起和强制实施交易合约。
例如，洪都拉斯政府用它建立一套新的房地产契约登记和交易制度。在那个动荡的国家，不受外力造假影响的区块链给当地人带来“信息无疑”。又如，无需第三方，房东可以对租客远程授权或取消授权。自动驾驶汽车租赁者的信誉、身份和消费支付可以实时确认，实现分布式自我管理。在奢侈品和艺术品市场，钻石行业尝试将每颗钻石独特的物理属性编程为代码，让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完全对应。区块链被用于钻石认证、辨伪和交易。
不过，保障“信息无疑”只是构建组织可信度的一个方面。“相信”是另一个方面。它涉及到人际互动中的情感和情绪，是个动态过程因素。目前，“相信”无法编程，同时因为经济活动中的不完全合约现象，合约双方总有事先和事后的冲突、谈判和妥协。涉及的人际关系协调过程超越智能合约可以执行的范围。当合约双方愿意相信，妥协谈判能产生各种结果。如果无法获得信任，依据“信息无疑”，双方则主要诉诸法律仲裁和判决。算法不讲情感，但现实中的不完全合约需要讲情感和尊重情绪的“相信”。组织的“可信度”(Trustworthiness)综合包含“相信”与“无疑”两个维度。
组织可信度包含有能力实现信息无疑，有意愿善待对方，有言行一致的正直感。能力、善愿、正直来自于消除不信任和滋养相信两个方面。在处理不完全合约时，对于可以编程的活动和任务，消除不信任(无疑)的区块链有应用效果。对于不可编程，需要事先事中事后谈判妥协的活动和任务，围绕情感和情绪管理的“相信”更加有效。以体育项目为例，在执行动态关联性极高的任务时(羽毛球双打、篮球、足球)，能力指标和责任分辨(信息无疑)只能达到一定程度，剩余部分则属于“相信”的范围。队友之间可信度越高，球队竞技表现越好。同理，在德鲁克(PeterDrucker)设想的知识经济中，大脑中的认知活动比流水线上的物理动作更重要。对任务执行过程的绝对量化监控几乎不可能。我们如何了解你是在想工作，还是在开小差?
相信有脆弱性，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。不信任有正面效果，警醒是高可靠性组织的必要能力。结合二者，区块链组织才能提升组织可信度，正确认识区块链技术的局限性并不是否认它强大的应用效果，而是让新技术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。“让恺撒的归恺撒!”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不信任问题后，我们便可以把丰富的情感资源投入到相信的活动中去。